我的老家在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江南道头谢家，祖父是晚清的末代秀才，没有其他本事，一直在家乡做他的教书匠。自从我的父辈们到上海做生意以来，祖父也就“父随子愿”来到了上海，由于我母亲的贤惠和孝顺，后来就一直喜欢住在我家。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金圆券贬值，物价暴涨。就一年多时间我父亲那个小小的金融交易所，终于敌不过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金融寡头，在第二年深秋就倒闭了。为了抵补交易所的亏损，母亲含着眼泪变卖了大部分金银首饰和财产，退掉了我们居住的住宅，除了父亲还留在上海寻找工作，哥哥寄住在大姑母家，母亲带着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坐着江亚轮船就到了家乡。
虽说是到了家乡，但是没有回到祖居，而是住在镇海县城的中心区。这是一个靠近当地有名的大校场边上的一条小马路，叫龚家弄，我们就住在十八号。这十八号是我大伯母的李家故居。由于李家后人全部去上海创业了，只留一名看门的。
这是一幢前路后河的典型江南建筑，一出后侧门，右面有一个大粪坑，左面就是一个河埠头。
我家到镇海的时候，是1948年上半年，读书是没有办法了，这对于对这世界一切都好奇的我来说，真是求之不得。于是我跟随着周围邻家小孩，无法无天起来。这段时间真是我的美好时光。一开始，我跟着邻家小伙伴，到大校场东边的招宝山上去，山上有一个紫竹庵，周围有一大片紫竹和毛竹，尤其春天正是采挖笋子的大好时机，我们在山上大显身手，只半天，就采集一大把。
离家不远处就是一条大海堤,堤岸下有一大片宽约一二里的泥涂。我就跟着当地孩子，从堤岸边拾级而下，踏上泥涂。由于海水的缓缓退却，泥涂相当平整和顺，上面有许多新鲜的足印和一个个圆圆的小洞。当地小伙伴告诉我，这里面一定有沙蟹，果然，扒开洞口，一抓一个准。这种蟹，洗净后，无论怎么吃，味道特鲜。一般我们每次去都能收入满满一竹篓。
河埠头两边垒起的石头空隙间有大量的河虾弓着腰嬉戏；还能看到不少鱼儿在河中穿梭往返。邻家小伙伴告诉我钓鱼钓虾的伎俩。于是我找了大大小小好几枚缝衣针，用两把老虎钳，在煤油灯的烧烤下弯曲成鱼钩，趁热在冷水中淬火，就成为合格的鱼钩，然后穿上线，再在线上穿上七八节鹅毛软管，作为浮子，将线绑在一头柔软竹梢的小竹竿上。当时，我也不过只有七八岁，但是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也已经是钓鱼钓虾的行家里手。
尽管算是县城，还是有浓厚的乡村气息。一年四季都有好玩的节目，春天逮蝴蝶、捉蜻蜓，夏天捕知了，初秋在瓦砾堆下捉蟋蟀……
快开学了，父亲授命于祖父，赶到镇海来安排我们兄妹的学习。经过父亲的运作和交涉，我们有三个兄妹被安排在声远小学读书。这个声远小学是上海从事糖业交易的实业家黄声远先生在家乡开办的一所相当规范的完全小学。学校就建在大校场西首，龚家弄的弄口。
黄声远先生和我父亲有些交往，而且这所学校秉承着平民路线，学生入学不收取学费，这正好与我们当时的经济情况相吻合。我被安排在五年级读书，大妹妹比我小两岁，被安排在低年级读书。
我家有兄弟姐妹七人，除哥哥在上海就读外，我下面还有妹妹四人和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弟弟，身体羸弱的母亲要带孩子、要操持家务，还要在没有固定收入的情况下，让家庭这架机器不懈地运转起来。是那么艰辛，那么无奈。
黄声远先生是一位颇有创新思想的实业家，1948年，他眼见自己学校里毕业的小学生，要进入中学有困难，因此在1948年年初就在大校场北首声远小学斜对面，捐资新建了一所辛成中学（后并入镇海中学），于当年秋天落成开学。
黄先生教育理念的核心，就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因此，在学校里，除了基础课程外，美术、体育、劳作和音乐课程一样不少，清晨的体操，是必不可少的。还在课余组织了不少社团组织，合唱队、乐器队和各种体育队，搞得生气勃勃。
在老师的建议下，我参加了校合唱队，负责这个合唱队的老师，第一天就告诉我们，他叫刘大风，要我们都叫他大风先生。第一天他就叫我们学唱了一首歌。几十年来，许多歌的曲调和歌词都忘记了，唯独这首歌，我至今难忘：“要吃饭，吃不起；要穿衣，穿不起；要坐车子坐呀坐不起呀，要住房子住呀不起。生小孩养不起，死了人棺材买不起。乡下难过活城里也过不去。活不起呀活呀不起……”
后来我才知道，抗战胜利后，党组织派刘巽海（大风）等来镇海城区开展地下工作，至1948年7月，以声远小学为基点，成立了中共镇海城区地下支部。这个声远小学也就成为党开展活动的基地。因此学校教育带有强烈的进步色彩，自不待言。
为了庆祝辛成中学的新建，开学不久，黄先生就策划了一次在这个小县城破天荒的活动，他花了一大笔钱，置办了一批营帐，要求全体中学生和小学五、六年级学生，进行一次野营活动。讲是野营也不完全尽然，因为营地就在这中小学前面的大校场。野营的活动很精彩，有列队操练、野炊野餐、爬山、站岗放哨，还有一个有趣的项目：偷营。
野营的第一天，我们几个小学生，学着大哥哥的样子，支起了营帐，支起了锅灶，开始了这次野营活动。具体做了什么，岁月悠长，已经没有了记忆，但是第一晚的情景，至今还是终生难忘。当天晚上，为了预防“友邻部队”的偷营，我们四个人一组进行值班。我被安排在下半夜子时一班，我们都全副武装兴奋地站立四周站岗。结果，那天也没有偷营的奇迹发生。
此后不久，我又开始了平淡的学习生活。其实从一九四九年起，整个中国战云密布，解放战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经过三大战役，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入驻南京总统府，大城市的动荡，也感染了小县城。我家周围一些大房子，也纷纷被“国民军”征用，好在我家住了那么多人，才没有被“国军“青睐”，但是，在我家隔河的对岸那些被称为“某某房”“某某第”的大户大宅，都被“国军”征用为营房。
我们学校是中共镇海城区党支部所在地，因此我们这些高年级的同学会经常被组织参加一些活动，来配合解放军的南下。
我记得有一次，大风先生组织我们高年级同学去贴传单标语。由几个同学在前面打探，第二拨同学在后面涂刷浆糊，最后一拨同学就贴传单标语。由于我年龄小，个子矮，自然只能加入先头部队。回家后，将我那朦胧的喜悦告诉母亲，母亲大惊失色，但没有丝毫的责怪。第二次，大风先生又将我们聚集在一起，手里拿着一大叠信封，告诉我们，这是一批劝告“国军”投诚起义的信件，要求送到“国军”各营房去。我们经过讨论，决定分头去那些“房”和“第”，以寻找同学为名，将这些信件送进营房。由于我们都是小孩子，根本没有引起“国军”的注意，但是我不敢告诉母亲，不愿让母亲再为我耽心。
五月下旬一天早上，推开宅门，在静静的龚家弄上睡满了穿灰色制服、怀抱着三八大盖的士兵。我隐隐地知道，世道从此变了。在余下的学习日子里，由于党组织的公开，我们声远小学成为城区活动的中心。我们这些学生也忙得不亦乐乎，跳跳秧歌、打打腰鼓，我们合唱队教的第一首歌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我们学生开始了到处宣传演出。一个月后才进入正轨的学习状态。学校经过大考，就开始放暑假。
暑假还没有结束，“国军”的飞机开始了轰炸，那些飞机就飞到我们的屋顶上，能清晰地看到机舱里的驾驶员的脸庞。我们终于见识了什么叫战争。我们不得不将许多被子厚厚地叠放在大厅里的八仙桌上，只等空袭警报一叫，全家人就躲到桌子底下。
我们在这里住了近半年，踏上了回沪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