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在1992年请辞过一次，后来1993年又复出了，当时您好像是受到了很多的压力?

　　范徐:1993年7月1日，当时因为中英之间没法达成共识，人大决定“另起炉灶”，做前期的预备工作。本来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委员会，应该是1996年内才成立。人大常委会提前两年成立了一个预备工作委员会，简称预委。他们找我做委

　　员。当时我已离开了政坛，如果我不做，我会很轻松。如果我去做的话，我亦很清楚一定被人家批评。从1983年到1992年，我是港英政府委任的议员，人们说:你是亲英的嘛。现在您去接受人大常委会，这个预委会的任命，那您不是亲中了吗?你一定是为了个人的名利。都是这么想，我亦明白人家会这样想。所以我当时很难决定，我是不是应该明哲保身，享受家庭生活。可是后来我想，作为一个香港人，在这关键时刻，你不挺身而出，将来情况越来越坏，我自己会觉得很后悔，所以想来想去，结果就进去了。

　　记者:当时所预计的压力与实际上的压力有差距吗?当时预计到这样大的压力吗?

　　范徐:没有，当时预计到人家是批评我，可是我想不到是抹黑跟人身攻击，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骂，唯一的方法就是抹黑我，所以比我想象中要强烈。这个当然我自己也有责任，因为我当时去参加临时立法会选举，选上了还要做主席。临时立法会是港英的眼中钉，所以彭定康整天就在那里批评、讽刺、揶揄，其实他的目的是将我们贬低，等香港人对“临立会”完全没有信任的时候，“临立会”做的事情，香港人就不会接受。我作为临时立法会的主席，我有责任向群众解释我们的工作，而且亦要反驳彭定康等人的无理取闹。因此我的声誉就江河日下，被人家说是“变色龙”、“旧电池”，最后变成“香港江青”。“旧电池”就是人家用完了，不再用了，有人又拿起来再用。就是说，英国政府不要你了，然后在这里再次被用，(这些形容词挺刻薄)是呀，当时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专利，也拿来骂其他人，因为有不少预委也在英国手下做过事的。

　　记者:当时怎么应对外界的批评?

　　范徐:开头很积极作出解释。后来发觉我讲得越多，有的人越是断章取义，更给他们加了点“子弹”，所以我后来就决定不再去解释。可是我有自己可以控制的西，就是我的言行举止，我讲话的清晰程度。所以慢慢学会讲话不用太多，到题就可以了。我讲得清清楚楚，讲少一点对大家都有好处。第二个就是身体语言自己要改善，有些事情一听不对，面色就变了，我现在就学会不变；发火没用，解决不了问题。我可以控制的，我就尽量去改善，我不能够控制的事情就由得它。

　　记者:下届立法会选举您还参加吗?

　　范徐:下一届可能我不选。选举在香港来说，其实是一个既要顾外、又要顾内的事情。顾外，大家都看到，就是参加论坛、跟选民接触，这个我没问题；顾内，我一个人顾不了。

　　所谓“内”是什么，我们有一些很复杂的选举条例，如果有任何疏忽地方，严重的话，将来可能会令你被取消资格，选上了也会取消资格，或是会引致你罚钱、入罪。所以，你想我内部如果没有一个人，从头跟到尾帮我处理这些事，我这个选举选到了都没用，可能给告上法庭，给人家取消资格。可惜，我完全能够信任、能够依赖的小姑在我选完之后，她就跟我说，这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到今天还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这样的人，因为这个人很重要。　　　　　　　　　　　　

　　(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