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一只父母亲70多年前从瓦砾堆中扒出来的大盆子，它白底蓝边，底部还有英文图标，相比于一般居民家中用的小红花盆子，这种大盆子被称作“洋盆”。平时这只“洋盆”被束之高阁，只在春节斩三鲜（肉丸）时偶而用一下，所以至今还完好无损。这只“洋盆”，见证了我的父母在抗战时期经历的劫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沈阳，东三省沦陷，面对民族危亡，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浪潮。我父亲当时在镇海县城一家布店做工，加入了店员工会，还是工人纠察队队员，此时也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还在《镇海报》刊文，呼吁抗日，斥责当局的不抵抗政策。那年，大碶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了一扬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群众运动，贩卖日货的可大昌绸布店成为这场运动的第一目标。当时组织者到镇海县城找懂行的绸布店店员来检验可大昌的布匹是否是“日货”，结果就找到了我父亲。次日清晨，父亲来到大碶，去可大昌绸布店验货，当店老板想蒙混过关时，父亲就指着布匹边沿的“japan”英文字，叫老板自己看，老板就哑口无言了。

　　由于大革命时期父亲曾作为店员工会的代表，与老板进行过增加工资的谈判，并最终迫使老板将工人工资从每月2块银元增加到4块，因此老板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这次见我父亲又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还去大碶验“日货”，就指桑骂槐指责我父亲“不安稳”，是“害群之马”，会给他的店里带来“祸水”。横遭指责，父亲心里也有气，刚好有人介绍他去上海教书，他就离开布店，携带着母亲为他整理的小皮箱和蚊帐、被铺等行装，到上海闸北的一所教会学校当了一名老师。

　　1932年1月，教会学校的洋人回国去过新年，在学校上学的有钱人家子女也回了家，空空荡荡的学校留给我父亲照看。不料到了1月28日深夜，战争突然暴发，日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闸北，攻占天通庵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19路军奋起抗战。瞬时，枪弹和炮弹呼啸着在学校的周边和屋顶掠过。过了一会，父亲在校门口听到逃难者中有不少人在说日军要炸毁阻挡视野的学校和附近的房子，于是跑出校门，估摸着朝19路军的方向逃去。当他跑到一长排沙袋叠起的作战工事前时，一位年轻的19路军士兵伸出了援手，将无力攀过沙袋的父亲连拖带拽地拉过了工事。

　　父亲脱险了，当初他带着行装和希望来到上海，结果由于日军发动的侵华战争，只落得光身一人回到了故乡柴桥。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寇的军舰和飞机不时对柴桥及穿山等沿海村镇进行狂轰滥炸。身处战乱之中的父亲，为生计先后干过贩鱼货、收山粉、做锡箔、代客磨粉等营生，不仅收入微薄，有时还血本无归。1940年10月，父母亲共同谋划，在柴桥下横街十字头开起一家小饭店。当时侵占定海的日军封锁了宁波口岸，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走“单帮”，从舟山进货，到内地贩卖获利，一些单帮客人就在柴桥食宿。一天，父母的小饭店来了几个单帮客人，其中一个看似带头的点了一盆“炒圈子”。我父亲因是教书先生出身，对饭店业务不熟，就回答没有这个菜。客人听了很不高兴，就提高嗓门吵起来，说饭店连这么简单的菜也没有，开什么饭店？母亲闻声从厨房走出来，好声软言地问清情况后，告诉客人去问问大厨师傅。一问，原来“炒圈子”只不过是“炒猪大肠”，于是立马炒好后送上，还陪上许多好话，客人这才消了气。随后在交谈中，母亲还与领头客人攀上了“亲戚关系”，当场改口叫“姑丈”。“姑丈”当晚就住在饭店，还仗义地叫同来的单帮客人今后多多光顾小店。自此，不但“姑丈”会带着许多单帮同伴到我家饭店用餐住宿，还口口相传地说饭店价廉物美，招待周到热情，使更多的客人闻名而来。小饭店有了起色以后，父母亲还相继购入了照明用的汽油灯和盛“高档”菜的洋盆。

　　正当父母对饭店经营充满信心的时候，一场劫难却随之而来。1943年6月11日，又有四架日本飞机轰炸柴桥。那天警报响起后，父母赶忙关好排门到外躲避。这次日机轰炸，柴桥包括昆亭、穿山等地有31人被炸死，上街和下街的百余间店铺被炸毁。当我的父母劫后余生回到饭店时，两间店堂已成断垣残壁，两人毕生的心血和希望瞬间荡然无存。绝望中，父母亲心有不甘地在废墟中用双手翻寻，终于在被炸毁的厨房间找到了几只还完好的洋盆，其中一只一直保存到现在。

　　小饭店被炸毁，彻底断了一家人的生计，无奈之下父亲决定去舟山走“单帮”。父亲没走几趟单帮，就在一次从舟山贩货到柴桥途中，遭到强盗(海盗)抢劫。父亲向强盗哀求，诉说老母妻儿待哺之苦。总算“强盗生了良心”，洗劫之余，留下两打（一打十二盒）自来火(火柴），给我父亲作“本钱”。回到家，父母相对而悲，这战乱年代那有平民百姓的平安生计？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的父母才真正过上了充满希望的和平生活。我们小时候，每逢春节斩三鲜使用那只从废墟中挖出来的洋盆时，父母总会为我们述说当年他们所遭遇的劫难，并告诫我们，富贵不足惜，没有战乱、社会安定、家庭团圆就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