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特大号派克金笔，一套土布白衣黑裙，每当见到父母留下的这两件遗物，总会让我回想起他们曾向我讲述过的他们在抗战期间亲历的往事。

　　70多年前，年长父亲十多岁的伯父，在上海办了一家“中元塑胶厂”。父亲则在宁波效实中学读高中。

　　全面抗战爆发后，伯父毅然决定把塑胶厂迁移到大后方昆明郊外，继续生产。他看中了略懂英语又有文化的父亲，就要父亲随他一起去昆明，做他的助手，担负原料进货和产品销售的重任。

　　走，还是留在老家？“当时，你伯父让我自己选择。这选择，却有多难。我刚和你妈订了婚，说好两三年内就要迎娶。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

　　最终，父亲还是中断学业，和伯父一家一起去了昆明。

　　昆明郊外，简陋的厂房和住所，生活上的不适和艰辛自不待说。父亲更是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经滇越铁路或滇缅公路，辗转香港，再绕道几个城市，历尽千辛万苦完成原料进货和产品销售任务。

　　当时父亲有一个愿望，即想拥有一支大号钢笔，可以记录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想。

　　一次，伯父带父亲去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军“飞虎队”办事，伯父和这些来中国参战的美军飞行员关系很好，常有往来，也常互赠物品。父亲看中了一个大个子飞行员手中的一支特大号派克金笔，伯父就把带去的食物送给了那个飞行员，飞行员也慷慨地把笔赠给了父亲。

　　这支罕见的特大号派克金笔，一次可灌墨水四十几滴。父亲如获珍宝，一直携带在身，记录下旅途所见的日寇暴行和大好河山遭蹂躏的情景。曾有几篇“旅途见闻”的文章，通过伯父的朋友，刊登在上海的《申报》上。

　　直至抗战胜利，父亲拿着一大叠此前无法传递的家书回到家乡，这才与母亲完婚……

　　母亲留下来的那件月白色土布上衣和麻纱料质的黑色百褶裙，按时下的眼光来看，无任何收藏价值。但母亲在世时，对其很是珍爱，尽管后来年纪大了不能再穿在身上了，但她仍坚持年年“晾梅”，一直舍不得扔。

　　当年在上海读书的母亲，于“九一八”事变后辍学回到老家镇海，后来又到大碶“天宝堂”，照顾她寡居的外祖母，并在“时敏小学”（今北仑区实验小学前身）任代课小先生。当时，“时敏小学”的校长和两名年轻的教师，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发展了我母亲和顾更清等三个年龄较大的学生为地下共青团员。在学校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母亲他们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去。当时镇上的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掀起了一场“抵制日货”运动，母亲总是穿着这套土布白衣黑裙带领学生上街游行，或上台唱抗日歌曲。

　　许多年以后，我们大碶镇文学创作组邀请顾更清老师来为我们讲抗战中的往事。他对我说：你娘平时文雅怕羞，但她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却是领头呼喊口号，声音很响亮。她还会唱许多抗战歌曲，常常上台独唱，也教学生唱……

　　如今，这两件父母遗物在我眼中可谓是弥足珍贵！那派克金笔笔杆上庄重大方的深红连圈花纹和笔端的那点金色，似乎让我看到了当年父亲执笔书写时的年轻身影；而母亲那套已然泛黄的土布白衣黑裙，似也有鲜亮炫目的青春色彩在流淌。